情商不合格的王安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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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安石还担任过一项临时性的差遣：纠察在京刑狱。嘉祐七年（1062）冬，开封府发生了一起刑案：有个少年人得到一只名贵的斗鹑，他的朋友想借来玩玩，少年不同意，朋友自恃与少年交情不错，自小一块玩泥巴，便趁着少年不注意，将斗鹑抱走。少年发觉后，急忙去追，追上了，因一时气愤，踢了朋友一脚，正中肋下，那朋友立即倒地，不治而亡。对这起命案，开封府裁定：少年故意杀人，“罪当偿死”。纠察刑狱的王安石却认为开封府判决有误，提出弹劾：“按律，公取、窃取皆为盗，此不与而彼乃强携以去，乃盗也。此追而殴之，乃捕盗也。虽死，当勿论。府司失入平人为死罪。”
开封府不服，提起申诉，事下审刑院、大理院详定。最后，审刑院、大理院作出终审意见，维持开封府原判。换言之，王安石被认为纠察不当，应承担责任。不过仁宗下诏：王安石放罪。即免于追究责任。按制度，获放罪者须赴殿门谢恩。但王安石硬着脖子说：“我无罪，不谢。”御史台与閤门司数度发文催促，王安石始终“不肯谢”。御史台于是对王安石提出弹劾，宰相韩琦说，算了，还是不要为难他吧。所以，朝廷最终并没有问责王安石，只是解除其纠察在京刑狱的差遣。
如果我们运用“情商”的概念来衡量王安石，大概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：王安石与人打交道时表现出来的情商，是不及格的。由于情商低，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，他经常不知不觉就把人给得罪了——而显然，并不是所有被他得罪的人都能像韩琦那般大度。
被王安石得罪的人当中，有一个叫李师中，此人自幼便负才名，十五岁时已敢向朝廷上书议论时政，后与王安石同年进士。一日聚会，大伙都称赞李师中是“少年豪杰”，李师中也洋洋得意。王安石恰好也在座中，讲了一句：“唐太宗十八岁起义兵，方是豪杰，渠是何豪杰？” 李师中自此对王安石十分厌恶，跟人扬言：“王安石者，眼多白，甚似王敦（东晋奸臣）。他日乱天下者，此人也。”
极度厌恶王安石的人还有苏轼、苏辙的父亲苏洵。嘉祐年间，苏洵携生平著作与二子游京师，奔走于公卿之门，投文邀名，求官乞职，如在上宰相韩琦书中说：“洵年老无聊，家产破坏，欲从相公乞一官职。” 尽管吃相有点难看，但苏洵大器晚成，文笔老辣，因此文章在京师士大夫间热烈传阅，备受赞赏，惟独王安石嗤之以鼻，认为苏洵之文不过是拾战国纵横家之唾余罢了，“屡诋于众” 。苏洵伺候于公卿之门的行为，更是王安石平生所瞧不起的：“彼游公卿之门、求公卿之礼者，皆战国之奸民。”
随父亲游京师的苏轼、苏辙兄弟，少年才俊，文名满京华，却同样不入王安石之法眼。嘉祐六年，苏氏兄弟双双考中制科，获授官职。王安石却对好友吕公著说：苏轼的策论，“全类战国文章，若安石为考官，必黜之” 。这是不是王安石的偏见呢？我们看苏轼应制举的一段策论就清楚了：“宜明敕天下之吏，使以岁时纠察凶民，而徙其尤无良者，不必待其自入于刑，而间则命使出按郡县，有子不孝、有弟不悌、好讼而数犯法者，皆诛无赦。” 论调与《商君书》、《韩非子》何其相似？
王安石还以苏辙的策论意在讨好宰相韩琦、“专攻人主”为由，拒绝给苏辙起草任官的诏敕 ，因为苏辙那篇策论写得特别过火，采道听途说之言，恣意抨击仁宗“陛下自近岁以来，宫中贵姬至以千数，歌舞饮酒，欢乐失节” ，虽然所言不实，但仁宗觉得苏辙勇气可嘉，决定录取他。王安石却认为苏辙卖直沽名。
因为这层过节，苏洵对王安石恨之入骨，曾跟欧阳修说：“以某观之，此人异时必乱天下。使其得志立朝，虽聪明之主，亦将为其诳惑，内翰何为与之游乎？” 相传老苏还写了一篇《辨奸论》：“夫面垢不忘洗，衣垢不忘浣，此人之至情也。今也不然，衣臣虏之衣，食犬彘之食，囚首丧面，而谈诗书，此岂其情也哉？凡事之不近人情者，鲜不为大奸慝。” 暗示王安石是“大奸慝”。
不过，以王安石骄傲的个性，即便他知道自己的言论得罪了苏洵、李师中，惹下了仇怨，他也是满不在乎的。
